王建珂、薛启霞

王建珂:1936年生于山东威海，1954-195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1988年在新疆日报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主任、副总编，1987年借调山师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88年正式调入，任教授、新闻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1996年退休后继续聘任至1998年。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并获得多项奖励，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实用新闻学新编》等学术著作。教学科研之余，曾担任《消费者文摘报》、《财富时报》顾问，长期担任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评审专家，应邀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青年记者》开设学术专栏，并担任山东电台专家评审组成员、山东广播电视台专家评审组成员至今。

舜网博客：建珂http://blog.e23.cn/?uid-1256717

薛启霞:1933年11月生于江苏镇江，1954-195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大学毕业到新疆日报工作，摸爬滚打做了30年记者，发表大量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多次获得各种新闻奖项，是全国第一批主任记者，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87年起为山东师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文秘专业的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学》和《专业新闻报道》等专业主干课程，获得学生广泛好评。退休后还曾在山东青年干部学院、山东广播电视学校等高校讲授《新闻采访学》，为新闻事业和教育事业不断奉献余热。

个人博客：老妪絮叨http://blog.sina.com.cn/u/2821241974

 附：

  笔耕不辍写人生

――薛启霞老师八十出书有感‍

‍            

7月份中旬，接到薛启霞老师的电话，她的书终于印出来了。80岁的时候，薛老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回忆录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一根筋――一个边疆女记者的回忆和感悟》。

王建珂、薛启霞夫妇是我在山师求学时的新闻启蒙老师。他们195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支援新疆，都曾经是新疆日报的记者，王老师后来曾担任新疆日报的副总编。1987年，两位老师来到山师执教。            

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薛老师，当我们最初的新闻理想还在萌芽时，这位曾经的边疆女记者，她的采访经历，她的职业操守，她作为母亲的遗憾，都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大学里的联系其实并不密切，直到后来我的小家从济大西校搬到东校，公交车的距离只有4站。大约是2005或者2006年，担任多家媒体评报员的王老师想学着用电脑，因为不熟悉，电脑老是出故障。我先生是电脑“高手”，被请去修电脑，顺便教王老师如何上网，打字，发邮件……

我就和薛老师在厨房里做好吃的。薛老师是镇江人，有几道拿手菜，红烧狮子头，红焖排骨……每次都是吃一半留一半在锅里给我们带回家。她能清楚记得来家里做客的学生们最喜欢吃什么，有哪些忌口。做饭的间隙，工作、生活、家庭、爱情、友情……我们无所不聊。最温馨的时刻莫过于薛老师弹电子琴，王老师高歌一曲，有时候我们也加入一起唱起来。

从两位老师那里我获取了更多的精神食粮，他们也把我们两个当自己的孩子，我们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也被薛老师写在回忆录里。            

记得那时候我们也准备要孩子了，为打消我的顾虑，薛老师曾给我说过一句话，不要把生孩子当作很恐怖的事情，女人生孩子就像老母鸡下蛋。说完我们就一起笑。作为曾经在新疆工作的女记者，她直到生孩子那天还在工作，她说记者没有性别之分。而等我真的生了孩子就不像之前那么频繁的去看望他们了，整天围着孩子转，薛老师就来家里看望孩子。她告诉我，再苦再累也要坚持自己带孩子，不要重蹈她的覆辙留下做母亲的遗憾。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巧遇薛老师，她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本子，念念有词。那个小本上是她手写的拼音，正在一遍遍的背诵。作为一个南方人，她希望用这种方式学习拼音，尽快学会电脑打字。她非常羡慕王老师会用电脑，她不止一次告诉我，想把自己的一些回忆录赶在八十岁之前写下来，她怕来不及：“动手太晚，又得过癌症，已经走到人生边上，我还能够从容写完吗？”

‍随后，我就看到了她的博客，不间断的去看。“如果十天半月能见到一篇，说明我还健在；假使几个月见不到一篇新的，则预示回忆已‘短路’，或人已‘挂机’。请博友们不必介意，见字如见人。”我也总是在忐忑中期待她的下一篇，每看到一篇便多了几分欣喜。直到我拿到汇集成册的书，才知道她是如何在照顾身体不好的王老师之余，在把家务忙完之后，躲在她的那个小房间里，在散发着报纸墨香的书桌上，用那台笔记本敲下每一个字。

薛老师有着30年记者生涯，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1958年支援新疆，1987年来到山师，可谓桃李满山东。用了两个晚上，我把薛老师的书看了一遍，就像书的名字，薛老师倔犟而又执着，直言不讳，成功的记者，遗憾的母亲。            

80岁的老人，愈加的渐老，但是心态好，淡然的看待生与死，积极的生活。我心释然。

（作者简介：丁春丽，现为香港大公报山东办事处副主任，高级记者。1998-2002年就读于山师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新闻系。）  

幸福的理由

――记恩师王建珂、薛启霞先生

王建珂、薛启霞二位先生五十年代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新学科，当时的新闻学毕业生极少，只能满足京沪两地部分需要，但1958年二位先生毕业时，正值他们的老师、著名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王中先生被打为“极右”，于是，当权者认为有其师必有其徒，“王中的学生岂能留在北京上海，统统到边疆去”，他们五位同学便被分配至《新疆日报》。当然，两位老师怀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激情，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并在新疆“获得了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则是后话。

在《新疆日报》的30年，功底深厚、专业突出、逻辑思维严密的王老师一直任编辑，思想活跃、文笔流畅、个性开朗大方的薛老师一直任记者。后来，王老师深孚众望，成为《新疆日报》副总编，担当起报纸的“总把关”；薛老师的记者工作也颇为出色，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6年，山师成为山东省首家开办新闻学专业的高校，次年，王老师被借调中文系新闻专业，1988年正式调入。薛老师在原单位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也来新闻专业任课。

很快，他们的课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并在新闻学界和新闻教育界赢得广泛赞誉。课堂上往往座无虚席，甚至选修课教室爆满，常有站着旁听的。他们在筒子楼里的20平米小房也时常迎来学生的造访，开朗率真的薛老师还曾被女生拉进宿舍，围着她，要她讲讲当女记者的感受。一届届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以两位老师为主力的新闻学科教师团队的倾力培养下走出校园，走向新闻界，成为业界栋梁。不仅省内新闻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甚至海外新闻界和新闻学界都活跃着山师新闻学子的身影。山师新闻系声誉渐隆，90年代初已成为全国新闻学教育的重镇，并当选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六家成员单位之一。

我与二位先生的相识始于1995年。当时，学校在相近的现当代文学专业设立“新闻传播”方向，由王建珂老师担任导师，招收一名硕士生，我有幸被选中，开始跟随王老师学习。我由两位导师合带，另一位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韩之友先生，与王老师配合甚笃。王、薛二位老师对他们教过的每一位新闻系学生都尽心尽力，但作为唯一的硕士生“独苗”，我所蒙受的来自王老师和师母薛老师的恩泽之多可想而知。

那时，研究生人数少，不少课是到老师家里上。王老师和薛老师已搬出筒子楼，搬进了“东八排”的套房。王老师极认真，每到上课那天，早上八点我骑自行车来到他们家时，屋里早收拾停当，茶几上已放好与上课相关的书籍。我跟王老师坐在虽然不大但窗明几净的客厅里，两只老式沙发一人一只。热情好客的薛老师端来茶水，寒暄几句又去忙着料理家务或到书房读书看报了。高高瘦瘦的王老师望之俨然，却触之即温，讲起课来娓娓而谈，循循善诱，虽时有问题要我回答，气氛严肃却并不紧张。选修课也有其他方向的研究生慕名前来，我们就经常在王老师家展开交流讨论，有新闻理论问题的争执也有对新闻报道的不同看法，相互之间坦诚友好。休息时翻看书架上两位老师的藏书，到小院里欣赏他们养的花花草草，大家一起度过一段轻松美好的时光。选修的几位同学中不乏深受影响而选择新闻行当就业者，至今都已干得风生水起，在新闻界颇有名气。             

研二是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度过的，王老师为了让独自进京的我能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把他所认识的人大新闻学院老师的联系方式找出来让我带上，还给他的学弟、著名新闻学者童兵老师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他代为关照。虽然因童老师出国做访问学者未能见到，但王老师的悉心关切，现在想来仍令人感动。在京就读期间，我与王老师保持书信往来，不时汇报交流，带着老师的殷殷嘱托与厚望，度过了在人大新闻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进步的一年，载着满满的收获回到母校，三年级在王老师和韩老师的联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

我刚考上研究生时，王老师离正常退休还有一年，学校研究延聘两年，在他指导我完成学业踏上讲台后方安享退休生活。初为人师的我，虽在新闻实践和理论学习方面有过一些积累，首次登场不免紧张。王老师将他逐字逐句写就，后又改得密密麻麻的讲稿提供给我做参考，帮我备好课，使我很快胜任了教职。现在，作为中年骨干教师的我回望当初的蹒跚学步，深知自己是在老师的引领扶持下，才有了后来的健步如飞。        

两位老师退休后将家搬到了阳光舜城，离得远，见面机会少了。我做了妈妈，后又读博，工作、学习和家务集于一身，登门不那么勤了，见不了面就隔段时间通个电话，问问情况。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也与他们保持联系，感受着他们的牵挂与关怀。

与此同时，我极不情愿地看到，王老师和薛老师渐渐老了。            

住在“东八排”时，他们常于夏日的傍晚加入艺术学院校园内跳国标舞的队伍，成为令人羡慕的一对白发舞伴，矫健的舞步引来众人关注的目光。十年前我搬家时，他们还兴致勃勃地上山采了各种花草，精心制成干花，配上漂亮的大陶瓶老远地捧着送来，为我装点新居。但随着年事渐高，薛老师有时因着凉或受累犯腰疼病，秋天到来时哮喘发作。王老师之前所患不明原因的腹痛近年加重，遍访名医而无果，经常被病痛折磨得坐卧不宁，近几年他又先后患上类风湿和青光眼，健康状况更是堪忧。每次我到家里，总是薛老师开门热情相迎，王老师闻声从卧室与其说走不如说缓缓挪动出来，步幅只能以寸计。看到这一幕，我心里不免难过，赶忙上前搀扶老师坐下。但王老师虽步履艰难，却是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只要我不问，两位老人从不言及病痛，总是状态极佳。薛老师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麻利地倒水，洗水果塞到我手里，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孩子和家人。王老师微笑如初，目光明亮，思维依旧清晰敏捷。

交谈中，他们关心着学科和学校的发展，关心着教研室每一位老师的情况。他们为学科和学校的每一项改革和进步而颔首微笑，为遇到的每一项困难而凝眉深思。平日里，虽然手抖得几乎写不成字，但他们每天仍读书看报，讨论时事，通过网络和电话跟国内外亲友、学生联络，足不出户却对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关注，疾病缠身却对民生疾苦深切关怀。他们每日收发邮件，耕耘各自的博客，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精神乐观且向上。远在各地甚至旅居国外的学子们经常在二位老师的博客聚首，回忆往事，热评时政，交流信息。薛老师今年在八十高龄之际将博文结集成回忆录，惠赠亲友，读者无不感慨唏嘘。王老师一直兼任多家省级媒体的顾问，应邀在核心期刊开设专栏，所发文章掷地有声，见解深刻，转载率很高。每每看到那些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文字，我不免感叹，别人怎会想到这是一个病魔缠身的耄耋老者所写？  

自1987年，两位老师抛弃官位和“无冕之王”的头衔来做教员，离开宽敞的“领导楼”住进学校筒子楼里20平米的蜗居，就一心扑到教学和学生身上。他们住在校内时为省时间天天在学生食堂打饭吃，每日拿出大量时间读书看报，讨论问题，备课批作业，笔耕不辍。他们对待每一个学生都无比耐心，手把手地教学生写新闻稿，为他们修改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除了上课，还奔波着到新闻单位带学生实习，终年与学生打成一片，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衣着简朴，屋里陈设简单，却对生活困难的学生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尽力相帮。薛老师以代课教师身份任教，本可以上完课就走，不必如此费心劳神，但她为学生付出的心血难以计量。王老师以瘦弱的身躯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作为学科带头人将学科发展推进一大步，退休后病卧在床仍为专业建设鼓与呼，却从不提任何关于个人的要求。退休时学校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回答也是一贯的两个字“没有”。在这些年的接触和交谈中，我从没听到过他们抱怨什么，相反，总是信心满怀，对世情极关心，对人事极包容。        

与两位老人围坐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离别的脚步迈出得那么艰难。交谈过后，我总感觉如同经历一场精神洗礼，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更轻快，心灵更充盈。我时常感慨，在这样一个嘈杂浮躁的物质时代，是什么使他们宁静淡泊，不改初衷，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是什么使他们在病体缠绵之时仍保持昂扬的人生状态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显然是幸福的，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人们的幸福指数普遍不高的当下，与许多比他们健康和富裕的人相比，他们的幸福感更强。             

奥地利学者维克多・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一书中谈到，每个人被不断催促着去追求幸福，但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变得幸福”的理由，而幸福的理由源自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一个人愈是把私利放在一边，追求充满意义的生活方式，忘我地燃烧自己，他才愈加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最终获得幸福。王老师和薛老师的人生状态验证了弗兰克的结论，如果生活得有意义，那么即便经历痛苦也会感到幸福。

薛老师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将学生的爱戴和鼓励比作一台永动牌“输氧机”，其实，对于有幸成为他们夫妇二人学生、同事和朋友的诸多人而言，他们才是永不停息的“输氧机”，不断为我们传递生命活力，传播正能量，带领我们追寻人生的意义，找到幸福的理由。            

（作者简介：王倩，现为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新闻系教授。1989-1993年就读山师中文系本科，1995-1998年就读山师中文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