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晚，由九州注册,九州(中国)和社会科学处共同承办的学术讲座在千佛山校区齐鲁文化中心一楼报告厅开讲。西南大学九州注册,九州(中国)博士生导师张武军教授应邀作题为“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九州注册,九州(中国)副院长贾振勇教授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彭冠龙副教授出席，九州注册,九州(中国)部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其他热爱文学人士到场聆听。
张武军教授演讲中
贾振勇教授担任主持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张武军教授围绕关于五四运动的种种疑问展开讲座，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哪一个”五四的问题，而是“谁”的“五四”的问题。
张武军教授提出的第一个疑点是，是关于回忆录存在的种种的问题。他提醒大家要审慎地使用回忆录这类史料。现在用得最多的是叶景深关于五四的回忆，这是因为大家认为他的回忆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其实很多人的回忆录提供了相反的例子。张武军教授借这些史料逻辑的矛盾和错误，向大家说明五四运动看似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由于每个人变化的回忆而不断被增删改写。在此基础上，他主要关注和讨论了胡适。胡适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其实是从每周评论杂志摘抄并有意选择的材料。胡适只摘出“一周北京公民大活动”和“军队包围北京大学”这两个部分，借此，他的论述逻辑由公民大活动变成了学生活动变成了北京大学学生的活动。张老师通过胡适与罗家伦的关系以及胡适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猜测胡适可能意地隐藏或者销毁了那段史料。他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概念怎样产生的以及新文化运动是谁提出的，是不能被模糊等同的。
张武军教授提出的第二个疑点是关于五四运动的概念来源。现在认为最早出自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另一个说法是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的5月20日的学生罢课宣言。但根据北大图书馆的老师发现的致各省各团体中电报中函的日期，以及5月14日康白情在《晨报》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这两个史料来判断，极有可能是某君错误地使用了骚乱这样的词语才促使大家使用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并且5月16号的广告中提到了“五四运动”的名词，日期是写在5月14号之后，张教授认为这应是最早见诸报刊的五四运动专有名词。
活动现场
张教授提出的第三个疑点是关于五四运动发动者和领导者。他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很大意义上是围绕上海而不是北京。胡适把新文化运动倒向了新旧文化之争，张武军教授质疑了胡适认为的《国民杂志》由旧到新的转变，依据是这本杂志并不是北京大学学生刊物。北大学生三刊是北大《学生周刊》提到的《新潮》《新闻》《国故》。而《国民杂志》是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救国会是在“五一二”请愿运动中创立的，它和中华革命党人等政治力量以及北京各高校的学生组织甚至上海都有密切的联系。其次是五四的参与者，张教授经过比对被捕名单，发现基本上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同时，罗家伦和傅斯年到清华大学参观发现《国民杂志》已经策划好了的这段史料。整个五四运动动员组织力量，虽然是临时起意的，但不是盲目的。张教授指出，并不是新文学和白话文才能够启蒙大众，其实文言文表现得反而更为激烈。这一观点颠覆了大家以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认知。
活动现场
张武军教授提出的第四个疑点是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19年8月底，由上海的国民党人在《民国日报》中率先提出来的。通常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等于新文化扩展的运动，但张武军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新的文化运动。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的《致同学书》中，不赞同学生再去上街运动。所以对五四运动方向的定位这时候就发生了改变。罗家伦经过胡适的影响最后改成了文化运动，他提出学生应该反思，应该做的是文化运动。蔡元培回北大对学生做出的要求是“校外汇集要谢绝参与，今后学生运动要服从指挥”，在《告北京大学暨全国学生书》中强调学生应该珍惜好的条件，担负起整个中国的新文化。梁漱溟也撰文支持这种观点。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在北大极力淡化运动并强化了向内转的运动，他们无情地嘲讽新文化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和提法不是胡适、蒋梦麟主张的那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市民运动的研究》认为五四运动的定位应该是市民运动。在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文章中，胡适和蒋梦麟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顾颉刚的《我们最要紧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等文强行扭转舆论方向，对其定位的总基调是文化、学术和教育运动。梁启超认为学生不要采取罢课的运动，罗家伦也没有再谈国民运动。实业界通过送学生领袖出国留学来避免学生去从事向外的运动。由这些史料看，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呈现了由国民运动向文化教育运动的转变。
学生提问
学生提问
学生提问
贾振勇教授肯定了张武军教授论点中的创新性和严谨性，并指出关于五四研究的成果逐渐史学化，对其研究需要努力回到历史原点。现场气氛热烈，学生现场积极提问。有学生提问五四运动之后的十年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张老师认为，学生组织起的作用比党派起的作用还要重要，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分别走向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党。看他们的走向就知道问题的答案。还有同学提问新文化运动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妥协？张老师认为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国家社会的根本改造，对于国民党人是妥协，但对于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个提升。他还提到了作家南下、江苏教育会同这个问题的关联，提到了《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等相关文章。张武军教授在回答五四运动和“一二·九”两个运动影响侧重以及史料的鉴别使用方面，张老师指出看史料要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也有学生提问没有去留学的学生在以后的运动的作用，张老师也是提醒学生们去分析当年这些学生的人生走向，强调了国民运动、国民思想以及国民意识构成了对现代文学更重要的理解。另有同学提问五四运动命名的问题，张老师在此指出了山东问题对研究五四运动的重要性。最后，彭冠龙老师总结了这次讲座，并再次强调五四运动代表的爱国热情和青春朝气，为了避免“五四”被符号化和脸谱化，要重新翻看和把握历史材料。
彭冠龙副教授进行活动总结
此次讲座的成功举办，不仅使得同学们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了重新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对史料的整理和鉴别有了全新的认识，激发了大家对于现代文学史学化研究的关注和对五四运动及其文学的进一步思索。这对学院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及摄影：王菁钰；初审：赵红芳；终审：彭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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