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4日晚，由九州注册,九州(中国)和社会科学处承办的第947期社科大讲坛在千佛山校区教学三楼3141会议室开讲。主讲嘉宾为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张均教授，主讲题目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转向”。讲座由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宗刚主持。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桂荣，九州注册,九州(中国)项目教授、硕士生导师陈夫龙出席讲座，九州注册,九州(中国)部分研究生、本科生和许多热爱文学的社会人士到场聆听。
张均教授演讲中
讲座开始，张均教授提到，大概七八年前，他曾就治学经验对前辈学者黄修己先生做过一次访谈，他对黄老师的一段自述印象深刻。黄修己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五年，就学会了四个字:“干货”和“硬伤”。“干货”自是指文章中要有大量一手史料，尤其是此前研究中较少或不曾触及的史料。这段谈话对张均教授后来的学术方向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以为，认真考量来自优秀评论家的“不同意见”，从中深入了解史学化方法的固有缺陷，从而完成古典考据学方法朝向当代批评的自我调整，对于今天以史学化研究为志业的学者而言，其实是不可多得的对话与学习的机会。
李宗刚教授主持中
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转向所面对的来自评论界批评的问题。张均教授认为，史学化研究者大可不必丧失自信，也不必把取得对方的认可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相反，如何细心倾听评论界的“不同意见”，并从中汲取建设性的信息，无疑是更重要的工作。就此而论，有两层批评意见是切中肯綮、可以引以为戒的。其一，重“史”轻“文”，偏离文学之本义。如果不与“人的灵魂”的揭示相关，文学制度研究的价值就相当局限。至少，较之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是缺乏自足、独立的品质的。其二，“史料”与“问题”脱节，偏离研究之本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考订一篇诗作的本事来源，订正一个版本，还原一下唐宋文人交游史实，都会被目为学术之常。倘能沉潜为之、集腋成裘，甚至还会被认定为可称道的学术成就。当然，在古代学科这种认可无可厚非，毕竟年代久远、资料湮没，诸多“基本”史实要考订准确往往并非易事。但在当代研究领域，类似认可很难建立。就这一问题，张均教授认为，来自评论界的批评有的固然不必尽信，有的却可以成为文学史学化研究在激活、转换古典考证学方法时的重要借鉴。而拥有强大的阐释型评论家的“对话”队伍，反过来看也是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讲座现场
此外，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亟须形成新的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新范式探索可从两种路径入手：一以史料为本；一以问题为本。如果说“以问题为本”更多是希望将古典考据学方法发展为现代的研究范式，那么“以史料为本”则是在新的研究条件下对考据学方法的继承。所谓“以史料为本”：一是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成规模的发掘与整理。这里所谈论的史料，不单是对业已存在的文献材料的整理，而且还有对“活的史料”的发掘与创造。关于后者，与其说是在发掘史料，不如说是在创造史料、抢救史料，其难度不言而喻。但其价值之大，恐怕还在文献史料之上。亦因此故，程光炜亲自实地调研，撰成《莫言家世考》系列文章，堪为示范。此外，张均教授指出，对于这种源于田野调查的“活的史料”的价值，评论界固然认识不足，但“史料家”愿意身体力行、勉力为之者也不为多。较之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史料为本”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史料考订型研究。所谓“平庸之恶”针对的就是此类研究。的确，考订型研究不大可能以一文而耸动天下，但对于一封书信的发现，对于一则日记的考释，对于一个版本的寻觅，对于一桩文学事件的还原，都能以细微之功、日积月累之效而见其成绩。此外，即便史料考订与文学史“大问题”相去较远而有“平庸”之嫌，其实也不妨碍它们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间接贡献。张均教授强调，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在坚持自己的同时，亦须认真考虑摆脱所谓“平庸之恶”的问题。而这则还是得倚赖于对史料考订型研究的“升级”改造。这不是迫于评论界的强势压力的选择，而是考据学这种古典方法确实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尤其是应充分利用可以与思想界、评论界深度“对话”的资源优势。这种期待置之于当代史学化研究，便是充分吸纳、利用当代评论的思想资源，谋求史料型研究的当代转型。这恰恰是“以问题为本”的另一类史学化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所谓“以问题为本”，系指在史料考订的同时以文学（史）问题为根本，使史料考订围绕某一具体文学史问题而进行，进而使之紧密地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非历史研究之一部分，更非纯知识性的谈资或轶闻。这种“问题化”的史料考订无疑是对评论界所指认的传统考订型研究重“史”轻“文”、史料与问题相脱节等缺陷的回应。此种研究，与所谓“平庸”的史料考订不大相同，它将中心问题锁定在某一重要文学（史）问题上，而以大量史料考订为基础，力求“考”“释”并举，使问题的阐释与论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无论是把“问题”锚定在文学史问题还是作家主体精神，“以问题为本”的史学化研究在今天都还只能算是起步未几、有待开拓的新领域。不但“作家主体的心态”可以引入为史学化研究的问题，其实文本叙事实践也可引入为史料考订的最终“落脚点”。也就是说，如果能将文学文本自身的内部叙事问题与文本的“周边材料”予以有效对接，也不失为有效的史学化研究之思路。整体看来，“以问题为本”的史学化研究的新特点在于“内”“外”互动，“考”“释”并举。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由于思想型评论家队伍的大规模存在，它之于文学的阐释能力本来就高于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无论是史料与叙事的对接，还是与作家个人或时代的“内心的戏剧”相结合，史学化研究摆脱传统史料考订型研究的所谓“平庸之恶”、走向开阔之境必然可以期待。但是这种研究也并非没有缺点。较之“以史料为本”的研究，“以问题为本”的研究的确问题空间更大，但问题在于，“以问题为本”注定了要将史料零散、分解，必然要牺牲史料自身的完整性、丰富性与多义性。从传统史料工作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不太好接受的损失。程光炜近年“理论减法，史料加法”的做法，也应源于减少这一损失的考虑。由此可见，“以问题为本”也好，“以史料为本”也好，二者各有所长，而无论是对古典考据学传统予以微调还是进行“升级”改造，都是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中值得期待的结果。
交流互动环节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张均教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地解答。在场听众赵京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张均教授在讲座中提及既要以问题为本，又要兼顾史料。但是如果以考据为本，会产生观念先行的情况；以阐释为本的话可能会割裂史料。在史料阐释与考证之间怎样实现二者的平衡？张均教授认为，实现二者的平衡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一方面，兼顾二者平衡时经常出现无功而返的情况，这样会存在时间、精力浪费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有些材料只能被舍弃，所以既要接受成功，也要接受失败。
陈夫龙教授总结发言
陈夫龙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学习心得，讲述了他与张均教授的学术交往。陈夫龙教授认为，张均教授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选择和借鉴。陈夫龙教授在总结张均教授讲座时，提出了“侠义张均”和“方法张均”的观点。一方面，张均教授在讲座中慷慨地传经送宝，给在场听众提供了一种学理意义上的借鉴，这本身就是一种侠义之举；另一方面，张均教授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给予大家研究方法的启迪，开阔了大家的研究视野，拓展了大家的思维空间。同时，着重指出这在为人为学方面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李宗刚教授指出，今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招生考试中便考察了考生对于郜元宝、张均两位老师关于文学研究史料化的问题，希望在场的学子关注并加以学习、运用。
张均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梳理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转向”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该转向的未来道路和无限可能，为同学们的选题和学术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会后合影
学者简介：
张均，1972年生，湖北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1990-2002年间先后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现名“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始供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4-2006年间为武汉大学九州注册,九州(中国)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入选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012）、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8），两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2018）。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专著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8篇论文为《新华文摘》转载，25篇（次）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学术选刊转载。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研究课题。近年学术志趣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撰稿及摄影：刘兰慧；初审：赵红芳；终审：陈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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