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杰出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高旭东教授应邀做客九州注册,九州(中国)，在教学三楼3317教室作了题为“以比较的视野重估五四文学”的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魏建教授主持，李宗刚教授作总结发言，九州注册,九州(中国)部分教师以及众多研究生到场聆听报告。
高旭东教授演讲中
高教授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对五四文学进行了重估和再解读，围绕“五四是什么运动？”“五四是现代文学的起点吗？”“五四是彻底反传统的吗？”“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了吗？”四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和锐见。
对于第一个问题“五四是什么运动？”高教授将五四运动分别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现实主义运动、现代主义运动、古典主义运动等作比较分析，发表了真知灼见。从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相比较的角度，高教授将文学革命时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与文艺复兴时以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为代表的俗语写作相比较，指出了五四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的相似性；从五四运动与启蒙运动相比较的角度，高教授指出，鲁迅在三十代所写的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其五四时期创作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态度，想要唤醒沉睡的民众，那么五四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又具有了某种相似性；从五四运动与浪漫主义运动相比较的角度，高教授引用诸多史料指出，郁达夫深受卢梭的浪漫主义影响，梁实秋认为五四文学是“浪漫的混乱”，茅盾在《子夜》中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象征五四运动，普实克以“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概括五四文学的特征，李欧梵强调五四文学的情感强度等，由此又可以将五四运动看作一场浪漫主义运动；但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先驱倡导的都是“写实主义”，鲁迅的《野草》、沉钟社作家的作品以及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诗歌又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而在“五四”晚期梁实秋从海外带回白璧德的古典主义。可以说，五四运动凑齐了西方所有的主义，因此高教授认为五四运动的现代性是多元共存的，不能单一地将五四运动与西方任何一个文艺运动或流派进行比较。
对于第二个问题“五四是现代文学的起点吗？”高教授认为五四文学的所有方面都要追溯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文学的现代实验是五四文学的现代热身。五四文学革命要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的“戊戌文学革命”，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胡适白话文革命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学革命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并且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剧坛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支撑。胡适的新诗要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的新派诗，蒋智由的诗与胡适的诗已经非常接近。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没有经过一个论证过程就登上大雅之堂，就是梁启超等人的功劳，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使得小说的地位得以提升。甚至“五四”的话剧对传统戏曲的革命都要追溯到梁启超的剧坛革命与春柳社。高教授称这一现象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同时也没有忽视“五四”的作用，“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现代。
报告会现场
对于第三个问题“五四是彻底反传统的吗？”高教授认为“五四”并没有做到彻底反传统，并没有真正与传统决裂，因为“五四”反传统的动因与内驱力实质上都来源于传统。五四时期专业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家反传统并不激烈，而反传统最激烈的往往是那些富有忧患意识和家国意识的文人群体，这些文人深受儒家文化中振兴家国使命的影响，他们反传统的根源来源于传统，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与传统的决裂。同时高教授以伊斯兰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为例，说明国难当头放弃自己文化传统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并不具有普遍性，只有中国和日本如此，这缘于儒家文化是没有信仰的，其发扬务实精神，以家国振兴为要务，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传统动因。因此，“五四”没有导致传统的断裂，而是缔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对于第四个问题“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了吗？”高教授认为，首先，不能把救亡和启蒙相对立，不能看做一方压倒了另一方；其次，“五四”启蒙精神的消失也并不是被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的颠倒所致，也就是说“五四”是狂人唤醒阿Q，狂人对阿Q进行启蒙，然而在后来的演变中，狂人要改造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并接受工农大众的再教育，变成了阿Q启蒙狂人。
报告会现场
在交流互动环节，高教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答。在回答第一个同学的问题时，高教授从质变与量变的角度对于甲午和“五四”进行了比较，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作为文学的现代起点是肯定的，但不是很成熟，还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五四”是文学真正进入现代的标志，从而加深了同学们对于“前五四的现代热身”这一概念的理解。对于第二个同学的问题，高教授则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了“五四”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的联系，给同学们带来新的启发。
最后，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教授李宗刚对报告进行总结。李宗刚教授主要概括了三点：第一，高旭东教授怀有崇高的浪漫主义情怀，用冷静的观实主义的眼光打量中西文学，自由地张扬被理性压抑的性灵，倡导学术之自由，思想之独立，在时代的缝隙中建构了自我独立的学术世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现代文学既有的定论，拓展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崭新结论，由此标示出了当代学人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第二，高教授从五四文学研究出发，溯源而上，进入了西方文学河流，由此找寻到了五四文学发生的外国文学机制，在反观五四文学时，便更加真切地接近了五四文学的本体，对五四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新的阐释，颠覆了既有的许多定论，显示出五四精神在中国当代学术中的清晰传承脉络。第三，高教授永不满足于一种人生姿势，执着于自我的超越，在自我的超越乃至否定中走出了一条现代学者的超越之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从高老师的成长历程来看，他生活的空间有胶州、曲阜、济南和北京，他从胶州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这对激活他的学术具有一定的作用。从文化维度来看，他从齐文化占据主导的胶州来到了儒家文化占据主导的曲阜，开始近距离观照儒家文化，由此建构起了自我的文化重要坐标，开始了文化意义上的重新申视与反思。尤其值得赞许的是，他四十年来始终在自我质疑中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超越，堪称学术上的常青藤。最后，李教授号召同学们继续思考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并在高教授思考的基础上，致力于学术创新，像高教授一样，成就自我的学术人生。
学者介绍：
高旭东，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九州注册,九州(中国)杰出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近300篇。完成国家、教育部、北京市项目共8项，其中国家级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教育部青年项目1项，北京市5项。现承担国家社科1项。
（撰稿人：钱瑶瑶，20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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